业内人士质疑跨国粮商掌控大豆价格话语权说法

2008-09-04
 

    近年来,“大豆定价权”成了国内热门词汇之一,与这个词汇同时出现的是国内一些人的“担忧”: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但我们没有定价权,大豆定价权完全掌控在几个跨国公司手中。而定价权的丧失,容易导致外资挤垮国内企业、干扰宏观调控、影响粮食安全等。一时间,“定价权”俨然成为国际资本狩猎中国企业的工具。对此,笔者作为参与粮油企业经营工作多年的业内人士,有必要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 “ABCD”真的掌控大豆定价权?

    倒退5年,我相信没有几个人知道“ABCD”这几个字母在粮油业内的含义。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粮油业的时候,甚至是一些从来没有粮油业相关工作经验的人,都能够清楚地说出“ABCD”是当前世界最大的四个粮商,分别代表ADM、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路易达孚LouisDreyfus。有报道说,这四大企业掌握着世界粮食贸易量的80%份额,他们不但掌握着世界的粮食定价权,甚至还抢夺了中国的大豆定价权。那么ABCD真的掌控着大豆定价权吗?笔者认为这是错误的结论,理由如下:

    其一是“ABCD”对豆价影响不到总价的3%。

    还是让我们看一下国际大豆贸易概况和定价规则吧。世界大豆的总产量约2.2亿~2.3亿吨,其中大豆国际贸易量7600多万吨,美国、巴西和阿根廷出口量约占国际贸易量的89%,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进口量约占国际贸易量的47%,欧盟位居进口量第二,约占20%。

    进口大豆主要采取FOB(即装运港船上交货风险划分界限是装运港船舷运费保险费都由买方支付许可证及海关手续为各自办理)基差交易,目前国内几乎所有的大型榨油商都以这种方式采购大豆,采购量约占中国进口总量的80%。在这种交易模式下,大豆到港价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BOT)大豆期价,二是FOB升贴水,三是国际海运费。以今年5月份某日的美湾大豆报价为例,CBOT大豆期价130美分/蒲式耳(478.76美元/吨占77.5%),FOB升贴水报价43美分/蒲式耳(15.8美元/吨,占2.5%),海运费123美元/吨(占20%),总计当日美国湾区大豆进口到港成本为617.56美元/吨,这其中只有FOB升贴水是向“ABCD”等机构询价购买,也就是通过这四家公司确定了大豆的船期,由他们承担国外港口的仓储、港杂及其国内运输等费用,并负责组织大豆装运等工作。

    由此可见,“ABCD”对大豆价格能够影响的FOB升贴水不到大豆总价格的3%,其中还有绝大部分是出口国港杂运输等刚性费用支出,主要赚取的就是FOB升贴水报价与港口费用之间的差价,如购销双方当日结价,通常情况下,“ABCD”也就是大概10~20美分/蒲式耳的利润,相当于25~50元/吨,利润率仅在1%以内。海运费是船公司提供与“ABCD”无关,而影响采购成本最大的部分——CBOT期价走势,绝不是“ABCD”可以决定的。“ABCD”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大粮商,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企业有能力提供最有竞争力的离岸报价,因为这些企业优化了大豆产业链,从而使大豆能够以最经济的方式完成购销活动,并且有足够的实力和商业信誉确保合同得以顺利执行,因此吸引了国际各国粮企与他们合作,是市场选择了“ABCD”,而不是“ABCD”通过什么手段掌控了市场。试想,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任何人妄图操控市场、获取垄断利润都将被市场所抛弃。况且,“ABCD”之间本身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这四家公司的市场份额大体相近,除非有人为因素,否则我们相信所有国内外的买家都将会向2家以上询价比较后,才会确定购买,竞争如此激烈,又何来联手操控市场呢?

    其二是CBOT的大豆期货价格是“ABCD”无法操控的。

    很多人还记得2004年的大豆暴跌,使国内多家企业就此倒闭,也就是从那时起,有些人开始指责“ABCD”操控市场,但是从来没有人试图去说清楚,这四个“犯罪嫌疑人”具体是怎样操控市场的,通过什么样的办法玩弄大豆价格于股掌之间的。事实上,最早提出这些论调的人正是豪赌2004年大涨行情失败的企业,这些企业被2003年的大牛市行情冲昏头脑,在赚钱效应的刺激下,一些实力不强的企业疯狂扩张,还有一些本来是搞其他产业的资本和一些热钱也盲目进入,这些投机资本缺乏风险意识和基本的套保理念,在历史高位大量买入,却没有利用期货工具进行避险,结果高位严重被套。

    从根本上说,CBOT大豆价格真的被“ABCD”操纵了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全世界的贸易商就不可能再以CBOT的大豆期价作为国际贸易基准价,恰恰相反,正是由于CBOT的大豆期价与现货紧密接轨,能够相对准确客观地反映世界大豆供求情况,才使其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参与CBOT大豆期价交易的人来自世界各国,由于参与主体众多,每个人对市场的判断不一致,因此大豆期价在各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更具真实性。用一组客观的数据更能反映这一点:CBOT大豆各合约的持仓量通常在40万手左右,需要占用大约300亿美元的保证金,市场分歧最大时,持仓量高达59万手,约需440亿美元的保证金,另外CBOT大豆期价的日成交量也在100亿~400亿美元不等,全年成交量大约2904万手,约合2万多亿美元,这还仅仅是期货合约的交易量,算上大豆期权的交易量将更大,如此巨大的市场相信是“ABCD”无法操控的。从财富“2008年度世界500强”的财务数据中可见,ADM公司排名第158位,其上年销售收入为440.18亿美元,邦基Bunge排名第191位,销售收入为378.42亿美元,平均每日的销售收入只有1亿多美元,由此可知,这些企业的流动资金也不过几亿美元,相比之下“ABCD”在CBOT市场的“大海”中充其量只能算是几艘抗风险能力较强的“帆船”而已,几艘船即便能掀起几个波浪,也会被大海所吞没。

    此外,大豆期货的特性使其不会长期违背价值规律,错误的终将被市场的力量所纠正。期货不同于股票,一只股票的总股本是相对固定的,但期货完全不同,虽然大豆的现货是有限的,但期货合约多空开仓可以无限放大,操纵市场的结果将使价格背离价值,这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场交易,以求获利,任何机构只要做反方向其结果一定是失败。退一步讲,毕竟大豆属于粮食,即便是有人想垄断市场,囤积大豆,必将招致各国政府的管制、调控和打击。大豆还不同于金属和原油,是可再生资源,高价必定刺激播种,粮食丰产、欠产自有其内在规律调节。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基金的大规模介入,“ABCD”对大豆期价的影响实际上越来越小了。世界范围内对冲基金、指数基金和商品基金的规模越来越大,谁也无法准确掌握全球基金的总规模。据伦敦国际金融服务机构7月14日发表的调查报告,截至去年底,全球对冲基金规模达创纪录的2.25万亿美元。本月,国际投行雷曼兄弟发布报告称,目前商品指数基金投资几乎达到了3000亿美元,基金持有的大豆净多单最高时达到15.5万手,相当于2108万吨大豆,这些基金的参与使得“ABCD”这样的现货公司显得非常渺小,同时,也使得商品价格的波动性被进一步加大,增加了市场风险。我们也确实相信,在资金的作用下,价格有可能在短期背离价值,但是最终将回归价值,一旦看错市场,即便是实力雄厚的基金也不能幸免于难。

    二 大豆定价权永远属于企业自身

    有些人说“丧失了大豆定价权”,但是何谓定价权?谁能掌握全世界年产量2亿多吨、总价值超过1000亿美元的大豆定价权?他们又是怎么样掌握的,为什么我们就不行?这些都是无法解释的问题。自主定价是经营者自主经营的基本权益之一,也是经营者自负盈亏的基本前提之一。作为一个参与市场交易的主体,任何单位无论大还是小,对商品市场的价格都只有影响力,从来没有任何机构、任何人有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但是在微观上,任何企业的原料和产品的定价权都永远属于这个企业自身,什么时候买大豆、卖豆粕和豆油,都完全由自己决定。如果认为当前大豆价格高,那么企业可以在买大豆的同时,利用期货或现货市场卖出豆粕和豆油,反之,如果认为价格被低沽,那么可以买入远期的大豆或豆粕、豆油期货。无论是2004年大豆暴跌中中国大豆压榨企业遭受的全行业亏损,还是2007年的大涨中,企业赚得钵满盆满,都是自己的决策使然,作为一个正常的交易主体,不应该赚钱时洋洋得意,亏损时怨天尤人。如果你要求每次价格的变化都有利于你自己,如果这样就叫做掌握了大豆定价权,那岂不是太不合理了吗?

    三 赢得市场关键靠核心竞争力

    上世纪90年代油脂加工业放开后,我国油脂企业的加工规模、技术水平、经营管理能力等等各个方面都实现了迅猛发展。中国榨油业的发展实现了产品多样化和质量的提升,让消费者有了物美价廉的选择权,同时在本轮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大涨时,中国榨油企业为满足国内供给、平抑市场物价作出了突出贡献。

   此外,在国际市场运作中,中国油脂企业的进步也是显而易见的。2004年4~7月CBOT大豆期货价格指数从1164点暴跌到700~800点,300多点的跌幅就使中国多家企业破产倒闭;实际上,今年3月份和7月份市场先后经历了两次跌幅达400多点的暴跌,海运费也从150多美元跌至120美元左右,但至少在目前,也没有听说国内哪家压榨企业倒闭,这说明我国企业经历了反复历练后,市场操作水平显著提高,不仅如此,国内有些大企业还通过套期保值实现了期现货双赢。

    粮油行业是微利行业,平均利润率不足2%,任何一个环节做得不到位,就很容易导致亏损,这就要求我们企业必须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拥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样才能做大做强,才能在国际市场上与跨国巨头竞争,也才能更好地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温室中的花朵,没有抵抗风雨的能力,如果一个企业生存尚且成问题,那么企业的社会责任乃至回报社会又从何谈起呢?如果将企业经营面临的困难,一味地归结为“丧失定价权”,从而要求这样那样的保护,那么这只能人为地削弱市场整合资源能源的能力,增加社会成本,降低市场的效率。

      陈 清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