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报

　　近日，有媒体曝出“中储粮国储库流入大量转基因菜油”。中储粮28日晚承认确实有1400多吨转基因菜油流入国储库（见本报10月29日B07版报道）。

　　关于这则新闻，如果概括昨天的评论内容，可以说是回答了“怎么回事”这个问题，那么另一个亟须回答的问题就摆在了我们面前———怎么办？无可否认，大企业在控制成本和承担风险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因此和大企业合作不失为一个分担市场风险的办法。可是监督问题也随之而来。据中储粮内部人士介绍：中储粮在每个委托企业处都设有驻库监管员，监管委托企业临储油收购、加工成油、转为储存的整个过程。但由于委托企业本身有自己的商业运作，除了生产临储油之外，还生产菜子油，此生产经营范围不在驻库员监管职责范围之内，部分企业受到进口菜子油成本较低的利益驱动，将进口菜子油混入临储油当中，从而导致问题的发生。

　　其实问题还不仅仅来自于托市企业的贪婪以及中储粮存在的腐败，托市收购本身存在的问题在于扭曲了市场价格，陷入大量从国外进口、国内又大量收储的“怪圈”。同时，由于有政策保驾护航，我国的粮食加工企业也渐渐地丧失了市场竞争力。这都成为了临时收储政策的弊病。

　　人性的贪婪和对利益的追逐是我们无法杜绝而又难以监控的，也许我们需要思考，是不是换一个替代政策，比如直接补贴农民。当然这不是一种常规补贴，而应该称之为“差价补贴”。不妨看看美国的目标价格补贴制度：政府预先确立可以使农民获得合理收益的目标价格，该价格高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部分，由政府对农民予以补贴。目标价格补贴被看做是对于托市收购的一种重要的“替代政策”。当然，也有人对这些政策的前景表示担心。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对于目标价格补贴，操作起来还存在难度，比如如何确定农民卖粮数量，现在还缺乏基础数据。尤其在粮食主产区，政策管理水平有限，出现寻租、腐败的风险比较大，因此全面推行一定要慎重，可以先在一些区域进行试点。”一个好消息是，相关政策改革一直在酝酿当中，目前最有可能获得突破的，便是针对大豆这一品种，实施目标价格补贴。

　　尽管在具体执行环节还可能存在难度，不过把补贴补到终端这种理念还是值得思考的，也许我们可以做进一步思考，既然补贴给生产的终端农民可以，那么补贴给消费的终端消费者们是不是也可以呢？我想在很多领域，我们都可以这样去思考一下。比如教育问题。关于教育投入问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一方面家长抱怨学校乱收费，而另一方面学校又强调义务教育让自己债台高筑，不收费不行。而我们一直呼吁的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又迟迟难以实现。解决教育问题，4%显然也只是一个底线，我们需要政策更多的倾斜。而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即使教育投入足够了，是不是就能够解决学校乱收费的问题呢？对于学校来说，更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是左手拿补贴，右手拿收费。而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保证这笔经费能有效利用，如何避免使用结构不合理、效率不高、浪费严重甚至是贪污腐败问题。经济学家薛兆丰给出的建议是：把教育资金以“教育券”的形式直接发给学生，让学生来选择如何花费这笔钱。这不仅减少中间环节，让目标人群直接受益，同时也能促进学校间的竞争。这实际上和目标价格补贴是异曲同工的办法。

　　除了粮食、教育，在能源、医疗等诸多领域，其实我们都可以考虑这种模式。甚至在我们大力推广的免费午餐问题上也可以。这段时间以来，不断地传出免费午餐执行不力的新闻，那么是不是可以考虑把钱直接发给家长。也许有人会问，怎么能保证家长一定会把钱花到孩子的午餐上，说实话保证不了。不过我也想反问一句，在维护孩子利益的问题上，家长和学校，哪一个更值得信赖呢？

　　其实无论是目标价格补贴制度，还是教育券，想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政府如何能够在不过度干涉市场的前提下保证公平，同时还能避免腐败与浪费。替代政策可能会面临着新的问题，但目前看来，我们迫切需要把已经问题多多的旧政策替代掉。

　　本报评论员 牛角